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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松自称是“生长期长而成熟期晚”的作家,事实上确也如此,他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新世纪才算真正进入收获期。若要给王松新世纪小说做整体判断,那么可认定为成果丰硕,炙手可热,但最显著的还是小说层层铺开的推理式叙事。作为文学叙事的强劲类型,推理叙事凭借介入时间和空间的便利,实现了连结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多重可能。王松正成功挪移并转化了这种叙事形态,一方面通过故事或问题架构叙事谜团,介入侦探(Detective)/讲述(Narration)等方式构图,呈现推理式叙事外在体系;另一方面透过历史和当下,找寻个人/集体记忆,或直面当下社会现实,从而构建小说的叙事维度。当然,这样一种推理式叙事是通过解构与重构方式生成的。一、故事与问题的讲述:借“推理”置“谜”众所周知,推理小说围绕错综复杂的“秘密”展开情节,借助严密逻辑推理循序渐进解开头绪纷繁的谜团,特别是这类小说表现的紧张、惊险和疑虑不仅与现实生活状况极为一致,而且还以多变情节和强烈故事性牢牢吸引读者。而王松也有类似认识:“就我个人而言,不太喜欢那种实验性的文本,我宁愿把小说的外形写得更像故事,也就是说,我讲述的基本原则是,一定要符合‘故事’的起码特征。”{1}从这一意义说,借助推理叙事而设置“谜团”正是他“寻找故事的讲述方式”{2}之一,由此他的小说在平缓地推理叙述中铺开奇诡而又撼人心魄的故事。而王松小说的“推理”式故事类型有四:一是拷问社会政治异化造成的生活无序和人生扭曲的“文革”故事;二是重返“知青时代”发现的恩怨情仇的“知青”故事;三是直面社会生活阴暗的“灰色”故事;四是写上世纪30年代赣南地区闹红的“红色”故事。其中,前三种类采用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推理”,而最后一种是如菊花绽放的推理方式。《浮・游》便推演了人在苦难中是如何被扭曲和异化的萎缩过程,曲泽深在“文革”中备受折磨,从实验室被驱赶到车间,继而到“大街”,最后守“厕所”。当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后,为了“浮”上来,他不惜揭发妻子和恩师的“罪行”,甘心成为当权者的“牛”,他利用“造反派”的派别争斗,获得“浮”的权利后,又积极争取“游”的空间,结果“一条会浮游的鱼也被淹死”。这种“苦难”极限的推演同样可隐现在《幽深的夏日》《梅生》《少年与花》《红汞》《红风筝》和《红莓花儿开》等中短篇小说。不论是康泗清“自保”、丁光“蜕变”,或梅生勒死大虎,还是“二百二”金宝、卫东、石革、郭明等的“报复”,都是置于不同谜团下将苦难、扭曲人性和死亡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写“文革”的小说无不是书写死亡及其推演死亡过程的故事。相异于以往的知青小说,王松的小说以全新视角表现“知青年代”,这又大体可分成两类:一是牲畜走进小说,与人形成对应关系并共同演绎故事;二是深入知青精神世界,叙述人类世界的故事。在人与动物的世界,知青马杰(《双驴记》)虐待驴子黑六黑七进而遭到它们的报复,人与驴展开了残酷的互相伤害,人之“恶”和驴之“恶”让人触目惊心;大队刘书记家的猪(《后知青的猪》)同样与人的命运不可分割,刘书记到公社参加知青选调会,不料自家配种猪遇车祸身亡,为得到需书记确认的选调名额,三个知青围绕猪暗中较劲,人在政治权力压抑下的渺小与卑微展现得淋漓尽致;山羊“黄毛”(《哭麦》)从食草动物异化成食肉动物,这本就是一个恐怖故事,“黄毛”是孙羊倌据知青黄小毛的姓名取的,这恐怕有对知青的某种侮辱;知青张志(《眉毛》)的眉毛神秘消失又戏剧般浓密黑亮,这都与支书家的狗有关,这里上演人狗明争暗斗的故事。再看人的世界,《秋鸣山》中村革委会主任张全争夺富农宋福祖传的会唱歌的夜壶,便把知青刘成和胡四海拉进这场博弈,从此,村里的爆炸接连发生……到《事迹》,王松则深入知青高林的精神世界,高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在亲手制造的失火事件中“献出”生命后,终于成了“英雄”。可以说,王松异常冷静地叙述着令人窒息而惊悚故事,同时依靠推理解开谜团。王松小说中更多“灰色”故事,而这些小说不仅更富于故事性,而且隐含的“谜”更深、更复杂。有意味的是,这类表现社会现实阴暗面的“灰色”故事几乎清一色警察破案故事。中篇小说《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在警号为“052137”的安警察、高校教师陆其和涉嫌抢劫的“黑T恤”三人间拉开帷幕,小说紧扣案件过程层层推理,营造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而这一气氛始终萦绕在“案情+破案”的长篇小说中,《动机》是一个复仇故事,警察“我”与罪犯吴明拉开漫长的关于复仇杀人的谈话,穿梭在一个个凶杀现场;《从良》从“赤”“橙”“黄”“绿”“青”“紫”“蓝”和“虹”的叙述中铺展开华雨“从良”前后精神与情感旅行的故事,“从良”是“案情”,而华雨起伏生活则是靠“推理”推进;《夜・色》“这个故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讲给我听的。他叫刘春”。陌生城市,两个孤独身影和无数脆弱灵魂,火葬工刘春和风尘女骆红心心相惜而后被城市冷漠埋葬。每个故事都是一桩“案情”,每次叙述都是一个推理的过程,王松将小说故事贴近当下生活,他跟在这些最卑微人物的身后用笔记录着他们的血肉。与自觉“冒险”写作“灰色”故事不同,“红色”故事则是王松接受深入赣南老区寻访“闹红”历史的采访任务。饶有趣味的是,这部据采访写成的“结晶”――长篇小说《红》――不仅契合了从红色笔记本“推理”出故事的叙事,而且小说采用花瓣式构架更突显出“推理”叙事的特征。也就是说,《红》围绕“红”展现了12个关于“红”故事,而这些故事是在《他们的红》(红军与农民反抗的故事)、《土地的红》(赣南苏区土地“红”的故事)、《她们的红》(赣南女子“红”的故事)、《杜鹃的红》(老者支持儿女革命的故事)等都是由红色笔记本记载的“鲜活的人和事”及那段红色历史“推理”而成的。王松把这种“推理”当成挖掘一个富矿,每次挖掘都会有新发现,这些“红色”故事中的每个“红色”的人物都是普通人,有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也有普通百姓,更有普通农村妇女。可以说,这些经王松“推理”而出的人物及其故事,契合了传统的人之为人的基本伦理准则和道德情怀,每个叙述故事的“谜”的设置和释放恰到好处地阐释了“红”存在的基本理由,证实了理想信念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推理小说多以法制文学为过渡而逐渐复归到推理小说,但随后又摆脱这种传统写作模式,走向现代“侦探/推理”的小说形态。不过,这类小说常把悬疑和侦探/推理融合,并不重视事实真相和因果必然等确定性因素,而是热衷引进科幻、心理幻象和怪诞等后现代元素,注重追问超经验、超现实和氛围,从而赋予小说更多想象与互动空间。无疑,透过上述四种“推理”叙事方式,我们发现王松的小说并非这类“本格派”的侦探推理或推理悬疑小说,实际上,他的小说仍属于纯文学领域,这种推理式叙事更多是“借用侦探推理小说类型化叙事方式,而其创作意图却在小说艺术本体和社会、人性探究上,且作家本人也定位或被文学界定位于纯文学作家的那部分人的创作”的“艺术派”创作。{3}也就是说,王松小说并不仅仅讲述故事,也非纯粹意义的设置和解释谜团,他借助推理叙事呈现“故事”是基于问题意识。要而言之,无论是“文革”故事或“后知青”故事,还是“灰色”故事和“红色”故事,都有鲜明社会现实及历史指向。二、历史与当下变奏:推理式叙事的呈现维度王松小说的魅力不仅仅来自推理式叙事架构的独特故事,更源于王松充满智慧的叙事技巧,来自于这些小说在推理式叙事中显现的问题意识――历史和社会现实指向――这恰恰反映了王松小说推理式叙事的两个维度:历史与当下。王松生于1950年代,他既对共和国的最原初单纯和最复杂蒙昧有深刻记忆,又亲历了“文革”和“知青”岁月。同时,他还切身感受了“重估一切价值”的1980年代和消费主导的1990年代,并又走进了多元而又断裂的新世纪。无疑,这些经历不仅决定了他的精神成长,而且成为“历史”与“写实”写作的文学资源。必须指出,“历史”是指追忆往事,而王松所忆的主要是给他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文革”和“后知青”岁月;“当下”指真实描绘事物,道出事实真相,王松所要写的则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生活。不过,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的叙事维度,都集中体现了王松对记忆的回应。记忆是一种共识性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但记忆更是一种个体记忆,“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4}事实上,王松小说通过推理式叙事的两个维度以无数个体人的言说重构了“文革”“知青”“红色”时代以及当下现实生活的集体记忆。但当下“记忆”并等同于历史“记忆”,米兰・昆德拉说遗忘“既是彻底的不公平,又是彻底的安慰”{5},在这一意义上,王松的“当下”叙述是一种记忆与遗忘之间夺取公平的斗争,但并不仅仅限于追忆,他也试图记录当前社会生活中这些不可能被抹去的现实状况。王松小说有一种痛感,而这种感觉与“推理”叙事探究的“真相”密切相关,这种“痛”主要来自人性深层之“恶”及表层的残忍卑劣。换言之,王松把人性“恶”造成精神扭曲和摧残生命,用历史和当下叙述的方式呈现,但这并非让人去感受惊惧和震颤,而是引人去深度思考人性之“恶”。先看“历史”世界,从《红汞》的少年岁月到《双驴记》的知青时代,正扫描了“文革”和“知青”的完整记忆。《红汞》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与《红风筝》《红莓花儿开》《血疑》等集束出现,融合了“知青”和“文革”时代记忆,人性之“恶”弥散在每个角落。如《血疑》中“哥哥”的精神信念崩塌,母爱也成为谎言,亲情变成仇恨,于是他杀死了患癌症的母亲,甚至庆幸在母亲病死前干净利落完成了。少年杀母而后又被枪毙,这个故事实在过于沉重,但人性之“善”与“恶”究竟如何判定,却值得深思。同样,《双驴记》《眉毛》《哭麦》等借助人畜血腥“恩怨”展示了人与人的畸变关系,直抵人性幽暗深处。在《哭麦》中,大家“突然泪如雨下”,而杨鸣“包的饺子很像麦穗”等细节祭奠了那个特殊时代苦难,也是对人荒唐行为及其人性之“恶”最无言的叙说。《浮・游》则少了缅怀“青春”之痛的伤感和“献祭”政治蒙难的愁怨,借曲泽深反思了文化传统尚“忍”之“恶”,更沉重披露和拷问了人性在“苦难”熔炉中扭曲、异化与毁灭状况。再看“当下”的世界,《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要挖掘的仅仅是人性冰山之一角,表面是安警察和陆其和“黑T恤”的纠缠与冲突,实际上是穿透黑暗让在深藏在水下的部分浮出水面。有评论家认为,王松小说可贵之处在于并不中止于具象层面,而是轻松越过事物表象,抵达存在世界深处。与此相应,陆其面对安警察的种种打击发出歇斯底里式“呼喊”,无疑是王松有意在人的精神层面增加的某种沉重感,这也隐约折射出当下生存尴尬、秩序晦暗和道德沦落,以及人性和社会之“恶”的嚣张态势。《永远不要说永远》中吴非的“成长”则深陷“挤压――抵御――畸变”的螺旋式人生轮回,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抵御”:杨大头死了而尹力之险些被伤,这恰是一种“以恶制恶”的于人于己的伤害。面对非正义与邪恶,怎样有效“抵御”而又不沦入“恶”的深渊?可见,“永远不要说永远”引人去沉思伦理与社会现实问题。类似沉思有不少,《动机》中吴明和徐庠的杀人是为复仇,一个为报复而复仇,另一个为报恩而复仇,吴明、徐庠、赵强、刘童、周一明、大于头之间所谓“冰斗三尺的仇恨”从少年持续到青年,这种仇恨是权力泛滥和不平等地位的恶果,然而当报复成为唯一动机,就再也无法救赎灵魂,而巧合又使得一切充满意味也使一切显得可疑。《夜・色》则把笔触伸向打工仔刘春和风尘女子骆红两人身上,社会晦暗、现实残酷、人与人冷漠等最终淹没了他们。《从良》中华雨的“二奶”生活及其遭际既让人难以接受,却又让人同情与理解,王松希望通过华雨把人“引入一片荆棘丛生的沼泽”,也“带进一个春光明媚繁华似锦的奇妙之处。”{6}可以说,这些小说以表现耻辱和尊严、生存和死亡、惩罚和报复等内容来直面当下社会现实。可见,这些“当下”的透视无不是人性之“恶”、社会之“恶”,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审美本质在于清除和抵制生活中的丑恶。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质是要战胜丑陋邪恶,控制欲望而提升灵魂。人性之恶与生活之恶需要表现,但更需要的是对其进行思考而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7}颇有意味的是,王松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持怀疑态度,他的“当下”世界是一派阴沉,每个所谓的正常人都是“恶”的,反倒那些晦暗卑微的人闪现人性光辉。王松透过洞察平凡而简单的日常生活解蔽了温情面纱下隐藏的“恶”,他在反差里追问和反思造成这种境况的缘由,以引人警觉这种隐性“恶”,同时他还透过社会之“恶”与人性之“恶”从而观照了当前社会生活和当下人的精神状态。需要承认,王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对“文革”和知青等时代的书写,不管小说场景如何变换,直面社会之“恶”、剖析人性之“恶”始终是他最重要的表现内容。换句话说,“审恶”是王松小说创作的恒久题旨,“恶”也就不可避免成为拷问人性和社会现实的过滤镜。雷达把王松的小说看作是“一面人性恶哈哈镜”,而滕云则称其是“近乎特殊年月的野史、逸史,乃至正史片段”,实际上,这也中肯地道出了王松小说叙事在“历史”和“当下”变奏中呈现的特殊价值。三、富有意味的“重构”:推理式叙事的生成方式读王松的小说会有一种难以通透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不大容易明晰王松在寻求什么。小说应该寻找什么?米兰・昆德拉观察到:“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无疑,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去感知被遮蔽、被扭曲和被消音的“生活”,而这种“发现”不仅是某种“内容”,更是由“发现”而生发的陌生化、反俗套或颠覆。在这一意义上,王松的小说解开“推理”设置的谜团,及透过历史和表现当下人性与社会之“恶”,寻求一种叙事“重构”,而这种“重构”正是建立在“解构”传统书写形式基础上。当然,这种“解构”和“重构”的互动正是王松小说推理式叙事的生成方式。诚如汪政指出,“建构”写作是一种积蓄正能量、面向价值的写作,主要是指作家提出某种文学理想,宣示文学价值,并有效实践这一理想而且开创一种新文风。当然,这并不意味王松小说的叙事就是这样的“建构”,只是说他的推理式叙事“重构”主要是相对于“解构”传统写作形式而“建构”的叙事方式。比如,《红》中何为“红”?这是小说的“扣”,也是待解之“谜”。事实上,《红》写的是赣南地区的革命历史,面对用鲜血、生命和磨难谱写的历史,王松并未如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展现出宏大革命史诗画卷,而是从高长山、姚金玉、刘成、林秋叶、钟子庠、张四十三、周云、李山妹等普通人着手,“解构”了宏大叙事和大历史的观照。他从个体人和小历史小叙事“建构”中展现血肉丰满、鲜活灵动具体的普通人,并审视历史和思考历史动因,由此言说大历史,走进历史现场、体现历史本质。不可否认,王松通过“解构”历史细胞而“建构”现实肌理的写作清晰表现了推理式叙事生存方式,同时也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再如,《红汞》《葵花引》《哭麦》《秋鸣山》《双驴记》等在本质上是表现知青生活和文革岁月的“寓言”,这些小说既写知青、农民,又写牲畜,王松巧妙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动物的关系具化为恩怨纠葛、斗智斗狠的冲突。在这里,王松的叙事“解构”了传统知青文学惯于宣泄社会性情绪、附会悲壮英雄和寄生政治性情绪等倾向,也抛却了“青春无悔”的浪漫笔调,悬置知青和“文革”历史的意识形态性,构建起立于人性立场而透视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的新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解构”及传奇性“建构”,营造出一种比社会现实更具实感的现实感,这也为重新认识与开掘表现特殊年代写作提供了可能性。王松说,“传统意义的小说是对冒险的叙事,而现代小说则是对叙事的冒险”,而他所做的实际是“一次双重意义的冒险”,即既是“冒险的叙事”,又是“叙事的冒险”,这算是王松对自己叙事方式的一种确证。要找到一种恰当的叙述方式比讲述一个好的故事更难,因此对于这类小说来说,更重要的是现实应该如何言说的叙事深度问题。《与窃案同步》写发生在早点铺的民事纠纷;《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则在扭曲人性中写了抢劫犯“黑T恤”;《从良》中华雨是公司老总的“小秘”;《夜・色》中刘春是火葬工,而骆红是夜总会卖色女;《动机》里吴明是在逃杀人犯;《春天不谈爱情》中童超是赴日本谋生的打工仔。如果小说沉溺于表现故事表象或描绘某些特殊色彩的人物,那么这样的小说实在说不出如何独特,但王松并不沉迷这些表现,而更注重怎样去说问题,这也正显示了他对故事表象的一种超越精神。有意思的是,这些“写实”小说的人物尽管地位卑微,但他们的生命却更显现意义,更突显那些拥有权力、金钱的“高贵人”的虚无与迷失。这些表现或许与王松曾因脑溢血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深刻体验相关,由此他不仅把写小说视为生命存在意义,而且更注重发现生命最本真的价值。可以说,这再次“解构”了大叙事,确证了以底层人物为视角的小叙事。在某种意义上,题材、语言和写法是检验小说家写作功底深浅的重要标准,而“写法”则更多对应的是小说叙事问题。不过,作家并无捷径去运用某种叙事策略“生产”小说,而只有找到最合适的叙事方式。推理叙事本是一种不断“建构”和“解构”最终无法确解的叙事,但王松凭借自觉意识追寻小说的叙事精义,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而重构新的推理式叙事,这使小说叙事姿态体现出超越性和独特性。在这个戏谑的消费时代,王松的这种努力,的确是令人敬佩的,但这并不意味就可忽略这种“互动”叙事方式的问题。实质上,这种推理式叙事也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从这些小说看,王松的叙事实在过于冷静了,并且对人性之“恶”和社会之“恶”的挖掘实在过于残忍。因此,面对王松小说中大量而又无处不在的“恶”,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一方面,一味“审恶”并非最佳选择,如果小说少了人性光辉的一面,就缺乏一种深刻、具有终极关怀的悲剧与崇高精神,而小说人文深度也会受到一定限制,这恰恰反映了囿于营造推理式叙事的某种局限。另一方面,即使是“审恶”,也应该看到:“‘审恶’仍是审美的表现形式,是以审视‘恶’的方式揭示社会历史进程中‘美是怎样被毁’的问题,这就需要既清醒认识到‘恶’给予文学的深刻性,又要高度警惕‘恶’对文学价值的损害。”{9}当然,我们也期望见到人性之“善”,期待一种大悲悯和大关怀。总之,王松的探索并未停止,我们期待他能借助推理叙事提供的庞大叙事空间及张力,尽情探究历史、社会、伦理和人性等各种“真相”,创造一种特殊的推理式叙事美学。同时,也期待他的探索更开放,问题意识更自觉,解剖现实更深刻,寻找并传播更富于人文关怀的文学价值。注释:{1}陈国伟:《都市感性与历史谜境:当代华文小说中的推理叙事与转化》,《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2}冯敏、王松:《小说让我迷恋》,《黄河文学》2007年第3期。{3}冯敏、王松:《寻找故事的讲述方式》,《文艺报》2006年10月31日。{4}汪政:《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论纲》,《艺术广角》2007年第3期。{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捷克]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7}王松:《后记》,《从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8}徐肖楠:《我们文学中的恶欲》,《文艺评论》2008年第5期。{9}陈进武:《高度警惕“恶”对文学价值的损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6日。*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JJD75001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责任编辑杨晓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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